虚假证词构成诬告陷害案

案情介绍

一天傍晚，某男华某女姑苏某在东单公园聊天，将手提包放在身边的石凳上。外地来京人员乌某乘华不备，将西服包偷走。旁边的清洁工看到后，告知华。华追出几十米后将王抓获，顺手夺过西服包，在将乌某扭送至公安机关的路上遇到联防队员，联防队员将华、王一起带到治安岗亭，问明情况。乌某承认偷包事实。联防队员问华：“包里有钱物吗？”华答：“只有一张报纸。”联防队员讲：“批评教育一下就算了，财物达到五百元才立案。”华讲：“还有一些财物。”联防队员问：“值多少钱？”华答：“五百多块钱现金与值三千多元的手机。”当时华从中摸出五百多元和手机，其实是偷偷从自己衣袋放进去的。联防队员打电话叫来公安人员，乌某对偷包一事供认不讳，但称不知道包中是否有钱。华某咬定被盗五百九十元和手机。于是公安机关立案侦查，并将此案移送检察院批捕、起诉。法院在审查时找失主华某核实情况，华经不住质问，于是推翻以前证词，承认包中无钱物，当时出于对小偷的憎恨，又听联防队员讲五百元才作为刑事案件立案，就说了假话。

由于华的行为使乌某被逮捕，羁押了五个多月。

法律问题

华某的行为应何定罪？

讨论要点

诬告陷害罪与伪证罪的界限

问题解说

本案在处理中有两种意见；

第一种意见认为，华某把包中无钱说成有钱，向联防队员及公安人员作虚假告发，企图达到追究乌某刑事责任的目的，并因而引起了刑事诉讼，应定诬告陷害罪。

第二种意见认为，华某是在公安人员审查此案过程中作为证人作了虚假证词，刑事诉讼的开始是由盗窃事件引起的，而不是华无中生有引起。华的行为应定伪证罪。

笔者同意第一种意见。本案中，被告人华某的行为构成诬告陷害罪。该案认定的关键是能区分诬告陷害罪与伪证罪的界限。

首先，二者的犯罪主体不同。诬告陷害罪为一般主体，而伪证罪为特殊主体，只有证人、鉴定人、记录人、翻译人员才能构成。因此，首先来看看：盗窃案中的失主是否能构成伪证罪的主体。“证人是指当事人以外，了解案情和有关情况的第三人”（见：裴苍龄《证据法学新论》）。刑法规定伪证罪，其旨在督促知道案件情况的人正确履行作证义务。而案件的被害人或当事人为保护自己的切身利益，一般是会积极陈述有关情况的，不需要督促。证人同案件的结局没有直接的切身利害关系；他作为诉讼参与人参加诉讼，享有特定诉讼权利，所以证人并不包括被害人。

而在本案中，被告华符合诬告陷害罪的主体要件。

其次，诬告陷害是刑事诉讼开始的原因及时间，立案是刑事诉讼活动的开始。

本案中，引起本案刑事诉讼开始的原因只能是华某向联防队员、公安人员告发其被盗五百元的事实。至于乌某偷包一事只是诱发华某实施诬告陷害的原因，而不是公安机关决定立案侦查所依据的犯罪事实。

最后，诬告陷害罪的行为中，捏造的是全部犯罪事实，而伪证罪的行为中，捏造的是犯罪事实的主要情节。捏造全部犯罪事实是指，本来无犯罪事实发生，诬告人无中生有地捏造犯罪事实的发生，从而有可能引起刑事诉讼活动开始。

本案中，华某的行为就属于此类，小偷偷包之事是事实，但是包中无钱则不构成犯罪。华一口咬定被偷包中有五百多块钱和三千多元的手机，即是捏造了盗窃五百多元钱的犯罪事实，这一犯罪事实是引起了刑事诉讼的根据。然而捏造犯罪事实的主要情节则不然，其必须是在已存在或被发现有犯罪事实之后，作证的人对这一犯罪事实的某一重要情节进行捏造或隐匿，其行为对犯罪事实的程度起故意扩大或缩小的作用。

综上，华某的行为应定为诬告陷害罪。

问题结论

华某的行为构成诬告陷害罪，而不构成伪证罪。